在重慶九龍坡區(qū)的巖層間，藏著許多與抗戰(zhàn)記憶緊密相連的防空洞。位于鵝公巖的高防空洞，洞高10米，不僅是避難所，更承載著特殊使命——“戰(zhàn)時充電寶”。1941年大溪溝發(fā)電廠被炸后，正是它的電力維持了重慶與各戰(zhàn)區(qū)的通訊；1949年，地下黨員在此舍命保護，讓關鍵發(fā)電設備得以留存……

像這樣的防空洞，重慶還有很多。據《重慶市防空志》記載，僅從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時間里，重慶市區(qū)內就修建了1603個防空洞，成為戰(zhàn)時重要的防空體系。近年來，隨著抗戰(zhàn)遺址保護工程的推進，越來越多的防空洞重新進入公眾視野。今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，一起走進這些洞穴，見證重慶人民不屈不撓、“愈炸愈強”的抗爭精神。

臨危受命：防空體系的倉促搭建

1937年11月20日，國民政府發(fā)布《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》，這座長江上游的山城一夜之間成為中國抗戰(zhàn)的指揮中樞。然而當時的重慶，尚未做好應對現代化戰(zhàn)爭的準備。負責防空事務的蔣逵是國民政府出于派系平衡任命的官員，這位缺乏實際防空經驗的負責人，將主要精力放在部署防空機槍上，卻對地下掩體的重要性視而不見。

“當時重慶連一張像樣的防空地圖都沒有?！敝貞c抗戰(zhàn)文史研究專家李正權在《陪都防空紀實》中記載，1938年初，日軍偵察機首次掠過重慶上空時，全城僅有3座臨時挖掘的防空洞，最大容量不足500人。這種倉促狀態(tài)在1938年2月日軍首次轟炸時釀成慘劇——日機投下的炸彈平均每顆奪走15至20條生命，化龍橋一帶的民居在轟炸后化為焦土，遇難者遺體三天都未能清理完畢。

戰(zhàn)局的殘酷迫使國民政府改組防空系統(tǒng)。1938年4月，曾在歐洲研習軍事基建工程的建筑師吳國柄臨危受命，擔任重慶防空洞總設計師。這位留洋專家?guī)砹巳碌囊?guī)劃理念：將重慶城區(qū)按人口密度劃分為12個防空區(qū)，要求每區(qū)至少修建5座能抵御500磅炸彈的大型防空洞。如今重慶檔案館保存的《陪都防空洞建設規(guī)劃圖》上，仍能看到他用紅鉛筆標注的設計要點：“洞高不低于2.5米，通道寬度需容兩人并行，每50米設通風口一處。”

吳國柄主導的較場口大隧道工程成為當時的標桿。設計圖紙顯示，這座位于渝中區(qū)核心地帶的隧道原計劃長1.8公里，分上中下三層，可容納5萬人避難。但實際施工中，由于蔣介石南山官邸、宋子文公館等要員住所的防空洞工程緊急抽調人員，較場口工地的熟練工匠從300人銳減至80人，最終建成的隧道僅為原計劃的三分之一，且多處出現坍塌隱患。

土法上馬：

巖壁間的生存智慧

7月7日，在位于九龍坡區(qū)的建川抗戰(zhàn)文物博物館的展柜里有這樣一組特殊的工具，它見證了當年施工的艱辛：銹蝕的鐵釬、開裂的木杠，還有被炭火熏黑的陶制風箱。這些原始工具，是缺乏現代化設備的中國工匠對抗堅硬巖層的武器。

由于漢陽火藥廠在搬遷中停產，南京火藥廠遭炸毀，重慶防空洞施工幾乎斷絕了炸藥來源。工匠們發(fā)明了“火燒水激”的古法：先在巖壁上鑿出淺洞，填入煤炭燃燒五小時以上，待巖石溫度升至300度以上時，用冷水急劇降溫。熱脹冷縮產生的應力能使巖石自然崩裂，再由工人用鐵釬撬下碎石。

這種原始方法效率低下卻充滿智慧。重慶檔案館《防空洞施工日志》記載，1939年春，江北嘴工地用此法每天可推進1.2米，而同期用人工鑿巖僅能推進0.3米。

材料的匱乏催生了更多應急發(fā)明。由于鋼筋被軍方征用，工匠們用楠竹代替鋼筋澆筑混凝土；缺乏水泥時，就將糯米漿混合石灰制成黏合劑；通風設備不足，便在洞口懸掛浸濕的麻布過濾空氣。在九龍坡區(qū)發(fā)現的一處防空洞遺址里，至今保留著用整根黃葛樹樹干挖成的通風管，管身上密密麻麻的鑿痕，記錄著工匠們的耐心與堅韌。

最令人動容的是運輸方式。在重慶建川博物館的防空洞中，仍能看見防空洞巖壁上當年開鑿的痕跡。史料記載，每塊重達200公斤的巖石，都需要8名工人用木杠抬著，沿著這樣的石階一步步運出山谷。重慶文史資料《陪都勞工紀實》記載，1939至1941年間，僅運輸防空洞土石方就累死了3000多名壯丁。

壯丁悲歌：

被裹挾的平民命運

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”——這句寫在1938年《四川省壯丁征調條例》上的規(guī)定，將數百萬四川農民卷入了防空洞建設。

壯丁們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，在較場口工地遺址出土的陶碗上，仍能看到清晰的霉斑痕跡。勞工們住在用油布搭成的窩棚里，冬天沒有棉被，就擠在一起取暖；夏天則要忍受蚊蟲叮咬，不少人因此染上瘧疾。

更不公平的是制度設計。壯丁服役按“人次”計算，一個縣每月必須保證300人的在崗數量，無論是否有人傷亡。這意味著受傷的壯丁回家休養(yǎng)后，很快會被再次征召。當時的《巴縣志》記載，該縣有位叫陳老五的農民，1939年至1943年間先后被征調6次，參與了沙坪壩、大渡口、南岸三地的防空洞建設。

富戶們則通過“買壯丁”逃避徭役。史料記載，1940年的重慶，10塊大洋可買一個壯丁替自己服役兩個月。這筆錢相當于普通農民半年的收入，足以讓一個貧困家庭度過饑荒。在這樣的制度下，工地上的壯丁幾乎全是最貧困的農民，他們用血肉之軀，為城市筑起了防空屏障。

九龍記憶：

防空洞里的特殊使命

在九龍坡區(qū)的抗戰(zhàn)遺址中，兩處防空洞承載著特殊的歷史記憶。位于九龍坡區(qū)銅罐驛的成渝鐵路隧道遺址，這座長1000米的隧道是當時重慶最長的單一防空洞，可容納8000人避難。而位于九龍坡區(qū)鵝公巖的高防空洞，則創(chuàng)造了另一項紀錄——10米的洞高使其成為全市最高的防空設施。

1937年7月7日，李待琛接任鞏縣兵工廠廠長，重整工廠為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工廠?？箲?zhàn)期間，他帶領第十一工廠轉戰(zhàn)武漢、長沙、株洲、辰溪、煙溪、孝坪，在湖南境內堅持兵工生產。1940年10月，兵工署第十一工廠與第一工廠調整作業(yè)：將十一工廠遷重慶銅罐驛部分并入第一工廠；而十一工廠、第一工廠未遷渝部分亦合并，在湖南組建一個廠，用兵工署第十一工廠的番號。

多方查閱資料和相關文獻了解到，這個曾經的華北最大兵工廠，最早制造中正式步槍，后來輾轉搬遷，到達重慶銅罐驛，最終劃撥給第21兵工廠（長安集團前身）作為分廠，而這個分廠的生產就在銅罐驛防空洞里進行。

鵝公巖的高防空洞則藏著一個秘密，肩負“后備能源”重任，如同重慶的“戰(zhàn)時充電寶”。重慶市電力公司電力史編輯室副主編、中國電力教育協會電力教育史編委會副主編鄧穎在《百年電力人物與史話》中披露，這處看似普通的防空洞，其實是抗戰(zhàn)時期的“備用發(fā)電站”，而這本圖書正收藏在九龍坡區(qū)圖書館中。

1938年2月起，日本飛機對重慶實施野蠻轟炸，先后出動飛機9513架次，轟炸218次。由于電力設施大都暴露在外，目標十分明顯，因此每次轟炸必遭毀損，日軍飛機大轟炸給重慶電力造成十分慘重的財產損失。

重慶電力公司大溪溝電廠是當時市區(qū)的唯一電廠，該廠建成于1934年7月，原只有3套1000千瓦發(fā)電機組，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電力需求不斷增長，為此重慶電力公司決定向英國購買4500千瓦汽輪發(fā)電機組2套，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建成發(fā)電。裝機容量達到12000千瓦，是當時西南、西北大后方的最大火電廠。

地下電站：

經歷了最嚴峻的考

1940年6月，大溪溝電廠兩次中彈，炸壞主變壓器等設備。按國民政府指令，電力公司決定拆遷4500千瓦汽輪發(fā)電機組一套。同年8月5日，將機組設備全部拆裝打包上船，運至雞冠石一帶江上隱蔽；8月10日，第一兵工廠讓出鵝公巖兩個山洞，作為洞內廠房之用。但山洞容量不足，必須擴大洞容量至原洞容量的3倍（高55英尺，寬35英尺，長100英尺），其中煙囪必須穿過石層，由下而上開鑿，更是費工費時，十分艱巨。到1942年4月，拆建機組才建成發(fā)電，歷時一年又十個月。廠名為重慶電力公司第三電廠，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山洞電廠。電廠一路供電化龍橋、沙坪壩地區(qū)；一路經升壓后，送電至李家沱一帶。

1941年6月，大溪溝發(fā)電廠被炸后，正是這處防空洞的電力，讓重慶與各戰(zhàn)區(qū)的通訊得以維持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這座“地下電站”經歷了最嚴峻的考驗。國民黨特務接到命令，要炸毀這處設施。當時在電站工作的兩名地下黨員——謝家灣人陳友才和合川人李順達，組織工人用棉被包裹炸藥包，延緩了爆炸時間。雖然兩人在掩護群眾轉移時犧牲，但關鍵的發(fā)電設備得以保存。如今，他們的事跡被鐫刻在烈士陵園的紀念碑上，與防空洞的巖壁一起，成為永恒的紀念。

重慶防空洞眾多，根據《重慶市防空志》記載，僅從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時間里，重慶市區(qū)內就修建了1603個防空洞，使用面積約有110萬平方米。這些散布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洞穴，在1949年后大多被改造為倉庫、工廠或地下商業(yè)街，如楊家坪地下商場，淡出了人們的視線。近年來，隨著抗戰(zhàn)遺址保護工程的推進，越來越多的防空洞重新進入公眾視野。

如今，“兵工署第一工廠”舊址經過保護性修復，成為以抗戰(zhàn)歷史為主題的“重慶建川博物館”。依托當年開鑿的生產洞體，展覽著大量抗戰(zhàn)時期的實物、影像資料等。

在兵工史展覽區(qū)，一支支烏黑發(fā)亮的步槍、機槍，一款款軍綠色擲彈筒、迫擊炮，靜靜陳列著，仿佛在訴說著當年的血淚史。（范坤民、曹鳴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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